Joshua Goldstein(以下称Josh)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攻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的废品回收结缘有20多年。这要追溯到他读博士期间，到中国的经历。1996年，他在北京大学交流过一年，在一次去天津的路上，看到了天津近郊，垃圾随意倾倒在河流里，坑洼处的景象，而羊群就在这些垃圾上吃东西。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北京有大量人蹬着三轮车收废品。于是，那一年，开启了他研究中国废品回收和拾荒人的历程。当然，这也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在他的家乡洛杉矶，他有一段时间，是帮助无家可归的人，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穷人也会在洛杉矶的街头捡废品。所以，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在世界各个角落，因为贫穷和资源的浪费，始终会有拾荒人。
下面的记录是2018年3月3日，他在北京分享过去20多年研究中国废品回收和拾荒人的故事。
我们很早就垃圾围成了
从Josh的研究来看，1980年代，开始出现中国城市《垃圾围城》的报道。其实在高速城市化之前，中国的城市早就有垃圾问题。1960年代，北京的垃圾都是送到周边的农村，用来做种植。农民已经发现这些垃圾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垃圾中含有大量烧煤后的残渣，这些灰渣会腐蚀土壤，给农业种植带来问题。1970年代，一些农村开始对城市垃圾说不，于是，到1980年代的时候，北京城的垃圾不能再送到农村地区，通过种植的方式解决。城市自己开始不得不解决垃圾问题，于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边缘的一些村庄会成为垃圾的倾倒地。
2000年前后，北京开始有一些填埋场，但是那时的填埋场上，有很多来自四川的拾荒者在那里捡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废品。当时的填埋场没有什么管理，人们会在墙上凿开一个窟窿，然后进去捡废品。
改革开放后的废品回收
Josh在实地调研，跟踪1990年代后的废品回收情况时，发现北京市国有废品回收体系在改革开放后，日渐衰落，后来慢慢关闭。这种变化有两个大的原因。一是，1980年代后，北京原有的物资回收公司，市场经济后，和地产或者土地租赁相比，废品回收的利润还是很低。二是，1990年代的时候，从农村到城市，从事废品回收的人，更加吃苦耐劳，比国有物资回收公司提供的购买价格更高。于是，国有物资回收企业开始把回收地点外租，收取租金，而不是自己从事废品回收业务。
2000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体系，基本已经完全被进城的农民们替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都差不多如此，全国从事废品回收的人，据估计有3百万到5百万之间。他们建立了高效的废品回收网络体系。
2000年前后的废品回收市场，经常被人谴责，脏、乱、差。其实从事废品回收的人希望工作和生活环境好一些，但因为土地使用不稳定，可能随时面临被拆迁，从事废品回收的人不敢把钱投资到废品回收的基础建设上，所以回收场所的道路等都比较差。2000年左右，Josh曾经在苹果园附近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基础设施做的比较好，道路建设也不错，因为当时那块地的出租者承诺可以让他们在这里经营至少5年。
Josh绘制的北京废品流通图
一直打压却没有见效
对待拾荒者，管理部门一直是采取打压的政策。在1990年代，还是把他们列入不合法一类的工作系列里。2000年前后，一直想着怎么建一套政府的回收体系，替代已经成型的拾荒体系。2007年左右，回收市场经营者建立了一些废纸等打包站，开始思考如何建设更加“正规化”的回收网络体系。
2003年到2012年左右，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取消，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废品产生量越来越大，拾荒人构成的回收体系也越来越高效和完善。
不管是1990年代，还是2000后，政府发现，要拆掉目前拾荒体系他们所花费的力气，比他们自己投资建设废品回收体系，要花的钱还要花的多的多。所以，一直是继续让拾荒体系存在。
谁更环保？
在Josh对北京拾荒人群的跟踪研究里，他发现，尽管外界对他们的普遍看法是，收废品只是为了赚钱，但其实他们是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为资源再生的回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只是体现在资源的回收，减少了对原生资源的消耗，实现了环保。
他们对环保的贡献，也体现在他们的回收方式上。不管是政府支持的回收体系，还是近些年企业投资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从工具使用上，他们都使用卡车或者其它方式的柴油或者汽油车在运输，分类和回收效率也不高。但北京的拾荒体系大多是蹬三轮车回收的，分类精细，拾荒人的资源匹配和效率都是最高的。
讨论环节
Josh认为垃圾问题产生的源头是生产环节，废品回收中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和政策问题，是生产环节首先要考虑减少垃圾的问题。企业生产时，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材料问题，随之带来的流通和消费等，产生的废品都和生产环节有直接关系。
Josh研究中国废品100多年的回收历史，发现在不同时期，从事废品回收的人，拾荒人的待遇都不是很好。所以，这是社会问题，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人为资源回收和环保做了巨大贡献，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他长达20多年的研究里，都没有任何政府关于回收的统计数据，主管部门对拾荒这个行业没有基本的研究和了解，在没有数据和研究的基础下，制定的政策必定是不符合现实的，会失败的。
杜奎：在昌平区的废品回收市场做管理近10年，有丰富的废品回收实践经验，同时了解废品回收政策的各种变化。
这几年北京市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从商务委员会划归到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作为垃圾收运和处理的主管部门，城管委发现这几年到垃圾终端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可回收物越来越多。所以，城管委发现的问题，在商讨如何解决问题时，把再生资源回收又归到商委那了。
但是杜奎认为问题不在是哪个部门管理，而是主管部门对目前回收行业的态度和看法。在管理者那，他们一直被定义为低端企业，一直是被打压的行业。他们的印象总是外来人口和污染的字眼。所以发展起来，还是没有资源和政策支持。北京市这几年一直在提倡两网融合，北京市在考虑购买服务把再生资源回收做好。天通苑的垃圾收集和处理，与废品回收是交给一个处理企业的，他们目前在用再生资源回收的钱，来补贴垃圾收运和处理。但是政策不稳定，现在也不敢投资，土地是租的，不是可以长期使用的。他们现在所在的南七家市场因为紧邻未来科技城，也面临拆迁。尽管2010年左右，他们被北京市政府列为7家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之一，也没有能够得到土地使用的保障。
这几年拾荒人退出这个行业的越来越多，有一半左右继续留在这个行业，离开这个行业的，要么回老家，或者到北京周边的河北找工作。能转行的都转行了。
问：最近，北京周边废品再生处理已经很少了，但是回收的人还在，那么后端处理是不是更隐蔽了？
Josh答：确实是更隐蔽了，比如塑料处理的基地，文安，当时是个很好的机会，比如当时文安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再生塑料处理规模。当时不应该直接关掉，应该先把污水和废气处理处理好，如果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遵守规则的话，再考虑关停等办法。
问：为什么会想到做废品回收的研究？
Josh答：不管是在洛杉矶，还是来中国，我都对这些从事底层工作的人的生活感兴趣。在洛杉矶，Josh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帮助无家可归的人，观察到他们也会从垃圾桶里捡废品。
问：这些拾荒人的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怎么样？
Josh和杜奎答：和所有废品回收人的聊，他们都说自己挣钱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在他们的老家，学校盖的很好。但是他们的收入和孩子的就业等情况很多元，1990年代末到2010年左右，有的人挣钱了，有的赔钱了，有的孩子在北京上大学，有的还在老家。
废品回收的再生资源是构建我们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未来废品回收何去何从，需要从现在出发，考虑已有的回收力量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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